前男友是“杀人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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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男友是“杀人犯”

Original GS乐点 GS乐点 2020-08-31

口述 | 张思凯

文 | Oscar

封 |《每分钟120击》剧照

图 | 张思凯

公司要等到农历腊月二十九才放假。最近这两天，我一下班就回住处收拾行李。从Z城回湖北老家过年，除了衣服和给父母的礼物，我算了算在家的天数，翻出用过两三次的空维生素瓶，往里放了比在家天数多了两天的药量。

一天三颗药，药吞进肚子里，马上躺下。已经服药快四年，这些抵抗H I V病毒的药物滑进肚子，我还是会觉得头晕，如果不躺下会不舒服。我的艾滋病，是前男友传染给我的。我觉得过去的那个自己被他杀死了，我在心里称他为“杀人犯”。

去年回家过年，被母亲撞见，“你吃的是什么？”我按事先排练过很多次的台词回答，“在吃维生素。”话一出口，心里哆嗦了一下。母亲没有说什么，走过来，拿起药瓶看了看。药瓶是透明的，能看到药粒的颜色。我很紧张，无论大小还是颜色，那些药粒和维生素长得不太一样。

好险！至今想起来，我依旧惊魂未定。不想骗父母。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个艾滋病感染者，父母一定会问我怎么得的。按照我的性格，会坦白说是“我是同性恋”。这两个秘密，会把一辈子都在湖北小镇里生活的父母逼死吧？

手机的信息提示音打断了回忆。是“杀人犯”的女儿，问我可不可以从Z城带东西给她。一年前，我还特别恨她。她明知道她的父亲和我是什么关系，也明知道她的父亲把病毒传染给我，但这六年多，她始终选择了保持沉默，做一名观众。

前男友是“杀人犯”，而他们一家在纵容他。

我继续收拾行李，脸上面无表情，心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2012年，我读大三。放寒假回到家里，在同志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他。他坦白说自己已经40岁出头。整整一个通宵，我说起喜好的话题，他接得很稳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带着黑眼圈的两个人迫不及待见了面。

他保养得非常好，穿着黑白灰的性冷淡风和偏商务的款式，一枚金色的小飞机胸针，稳重干练。我问他为什么对年轻人的话题了解得这么透彻，他害羞起来，“我有一个比你小几岁的女儿。”而直到夏天，他才告诉我，他自己有一家公司。我在湖北省内读大学，我们每周都有三四天在一起过夜，多半在酒店，每一次都充满激情。深秋时，他带我回了家。虽然他从来没说要和我在一起，但离异、独自抚养女儿和照顾母亲，他的这个举动在我看来就是确定了恋人的关系。

为了他，我的第一份工作选在湖北省内，离他家车程四十分钟左右。虽然我父母家和他家坐公交车也不过七站地，但我很少回父母家。一是不想让父母察觉我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在一起，二是父母事事都束缚着我，而他几乎不限制我的自由。这样的自由是有代价的。

他提出不使用安全套的一瞬间，我纠结了。认识九个多月，他从没有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。我知道一切很危险，但心里已经被他的承诺填满。我没有反抗。

此后，我们不再使用安全套。我像是猎人枪口下的鹿，皮毛被收入囊中，不值得他再费力琢磨征服。我发现他除了我，还有其他的男孩子。那几个男孩和我年纪相仿，在我来他家住的时候，他们被他带去酒店。我一次又一次和他争吵，他要么沉默，要么说“他们怎么和你比”。人有时候是会被恶魔控制的，有的时候则是太懦弱，也许我是二者兼而有之。

第一次分手发生在在认识满一年的春节。

他的女儿放寒假，见到我第一面，她笑着对我说，“哥哥好！”然后，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“你是我爸带回来的第一个男生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又害羞又高兴。她马上问我，“等下要不要出去逛逛？”

他、他的女儿、他的母亲都生活在他的房子里，再加上我，虽然房子两百平，四个人依旧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更何况我们俩住在同一个卧室的同一张床上。他的女儿和他的母亲并没有问过我们两个人什么关系，但心知肚明。我是羡慕他的。人到四十，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，房子、车子，还有二十岁出头的男孩子，和不会干扰自己生活方式的家人。

大年初三的下午，一个男孩子找上门来，让我离开他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想不起来，那天下午都哭喊着骂了什么，只记得的一直在用手打他的胳膊、后背，我的手都打肿了。

他的女儿和母亲看到我疯了一样的表现，拉着我坐到沙发上，安慰我，“其实他就是那样的人。”言外之意，不然他怎么会离婚。他的母亲甚至把我搂到怀里，“孩子，爱上这样的男人就是痛苦的。信命吧！”我气得提出了分手，回了父母家。过了几天，实在想他，又厚着脸皮回来。他们一家人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接下来的日子成了怪圈。他出轨，我哭闹，他的母亲哄我，然后继续无套。直到第二年春节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彻底搬出了他家。

公司安排出差，我自告奋勇参加。差不多两个月，从湖北到贵州再到云南，在三四线城市做产品宣传。完成了工作任务后，我请了一周假，去了大理。大理古城不大，徒步闲逛，一个下午也足够了。我迷恋大理明媚的阳光，以及弥漫着的闲暇气质。在大理，我结识了一位从东北来大理旅行的中年男人。在一个多月后的十一假期，我们俩又以情侣的身份去南京旅行。

在去南京长江大桥的路上，我接到他女儿的电话，问我为什么不和她的父亲在一起了？那天晚上，东北男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第一次提出和我做爱。我不知道如何拒绝。两个人推搡着、撕扯着，最后我哭了。我在内心感觉对不起东北男人，同时清晰地知道自己还是喜欢他。

长痛不如短痛。既然出差、交友，都无法让我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，湖北省内的一切，都让我感觉痛苦。我没给父母一句解释，彻底离开湖北，只身来到Z城。从Z城机场走出来时，我以为这是自己能做的最后的挣扎。

新工作的入职体检后，医生有一日打来电话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了地上。我怕同事疑心，强压着恐惧，慢慢起身、缓缓迈步，移到写字楼步行梯的无人拐角。怕自己站不住，我把身体贴在冰冷的墙壁上，拼命深呼吸，才听清医生的话，“你要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血液检测确证。”医生用带着粤语味的普通话，生怕我听不清，重复了两遍，“你的HIV抗体是阳性。你要去疾控中心确证。”他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翻看我登记的体检单，“李康，对吗？”我留的是假名字。幸好手机号是真的。

走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我还可怜地抱着渺茫的希望，希望是医院检查错了。抽血的医生一边问我的年纪一边告诉我不要怕。

前一天晚上，我一整夜都没有睡觉。睡不着，我爬起来，查了所有能查到的关于艾滋病的资料。这只是一种慢性病，但这是一种可怕到让人丑陋地死去的慢性病。而且，我一直认为这种病是不堪的人生的代名词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像漂浮在半空中，看着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，穿着我喜欢的衣服的人，在Z城最热的时候，频繁地出入医院。

在得到了领取抗病毒药物的编号时，我趴在医生面前哭了。我是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。分手，我没有哭。离开父母时，我没有哭。但那天，我一边哭一边反复地念叨着，“为什么是我？！”医生安慰我几句，叹了口气，“为什么不是你？”

为什么不是我？

2015年春节，我回到湖北。那是我确证感染之后第一次回家，距离确诊已经快六个月。熬过了最初的副作用感应期。

医生告诉我会有副作用，但我没想到副作用这么强。最开始的四天，我没有办法从床上爬起来，更不要说去上班。我的身高只有173厘米，平时要么忙于恋爱要么忙于工作，几乎没有锻炼身体的习惯。加上药物的副作用，我的体重掉到了98斤。洗脸时，我照了镜子，简直是骷髅。我拼命忍着泪水，打电话向公司请了十二天的病假加事假。

接下来的十天，每天连饭都吃不下去，吃完药以后只要一坐起来就会头晕、呕吐。严重时，甚至不用坐起来，也会喷射状呕吐。到最后，胃里没有东西可以吐，还在呕。

我还没有好转，但假期没有了，不能继续躺在床上，也不能靠着喝水活下去。我脸色苍白地进了公司。同事问我怎么了，我回答，得了很严重的胃病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信。我没力气去管这些了。

药物的副作用除了呕吐，更让我噩梦不断，总有莫名其妙的怪物在梦里追我、撕碎我、吞噬我、咀嚼我。半夜一点在床上哭醒、睁眼到天亮的我，不想回到出租屋。似乎那张床成了罪魁祸首。如果不躺在床上，是不是不会做噩梦？我试着窝在沙发里、躺在地板上、开着电视机、开着灯、在酒店里开房间……噩梦不肯走。

我熬不住，把一切告诉了闺蜜。她立刻从北京赶了过来。拉着我出门逛街吃饭。那天我是睡得最好的一天。接下来的两个月，闺蜜有空就来陪着我。终于熬过副作用期。闺蜜的飞机票、火车票花了将近两万。我问自己要不要告诉他，心里涌起的却是“怕”。

“我想劝他去做检测。”

闺蜜惊讶，“你还是他什么人吗？”我迟疑了好久，才对她说，“毕竟这病是他传染给我的。而且，如果他知道这些以后，会不会一心一意地跟我在一起？”闺蜜又骂又劝。那一年春节，我忍住了，没有去找他。但“他也感染了，就能和我重新在一起”的念头只是假装睡在心底。

2016年春节，我在父母家呆了两天。第三天，约他见面。他的样子没有太多变化。见到我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，“是不是想我了？”听到他这样说、看到他的笑脸，我心里动了一下。上了车，我说，“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聊聊天吧？”他把车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。周围有很多树。有的树落叶了，但更多的树还是绿意葱葱。虽是冬天，仍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树林。刚停好车，他就凑过来，手压在我的胸口，嘴也贴上来。

我推开他，“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”“必须现在说吗？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”听完他这句话，我真想下车就走，我扭过头看车窗，“我感染了。”

在吐出这句话之前，我无数次假设。除了他，我在Z城也有过别的男人。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感染了我？这样的可能性太低了。我只和他有过高危性行为。我也犹豫了很久，要不要告诉他。

后来我无数次地回忆第一次告诉他的情形，就好像电视剧里的桥段。女的对男的说“我怀孕了”一样，多半这个女的，用这样哀伤的口气、在这样一个蹩脚的场合、对这样一个满脑子都是性的男的说，她怀抱一丝被珍视的希望，却通常没有什么好下场。

我愿意告诉他，不是因为“我还抱着对他负责的态度”，更不是为了谴责他。我告诉他这件事，是希望他和我一样感染，这样我们就能重新在一起，他也不会在外面偷腥了。

果然，他愣住了，在我身上游走的手也停了下来，屁股也回到了驾驶座上，把脸转向了前方。过了还不到两分钟，他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，骂了一句脏话，“你是不是跟别人上床了？”

我气得心都要跳出来，一股火在身体里腾地烧了着了，脸被烫的连皮都要掉下来，嗓子沙哑，大声地喊，“你还要不要脸！咱俩一直不带套。现在我感染了，告诉你，就想让你珍惜自己的命。别忘了，你还有你老妈、你女儿要养！”

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沉默地开着车，到最后，他说，“我的事情不要你管。”我委屈得哭了。

明知道身上的病毒都是他注射在我身体里的，可当他反咬一口时，我心里更多的是委屈，甚至连一丁点厌恶都没有，满满的都是对他的担心。

可我忽然又怕了。如果他一口咬定，我传染给了他，那我真的就百口莫辩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寒而栗。

回到Z城后，在父母家的那几天像做梦一样。我照了照镜子，整个人灰头土脸，衣服也灰蒙蒙，脸上没有光泽，眼睛里也是灰色的，好像得了一种怪病——别人看到我、转个身就会把我忘掉。可我的年纪不应该是小鲜肉嘛！

得病后，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让自己有印象的事，就是加班和跳槽。做营销的我常跟着市场部加班到深夜，准备各种活动。偶尔几次，我怕吃了药会晕，坐在活动现场，看着深夜里依旧喧闹的人群，心里焦急，脸上还要兴高采烈，眼睁睁错过了服药时间。跳到新公司，不用熬夜加班、耽误服药，面临的难事是体检。我很害怕公司会知道我感染了HIV病毒，为此还联系了健康的朋友，希望能帮忙抽血。但公司只是通知我提供体检报告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花了五十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份体检报告，提供给公司。

闺蜜说我变化很大。以前我很喜欢英语，每天都背单词，在Z城街头见到老外，都会走上去练两句口语。得病后，我发现，所谓的爱好，只不过是中国应试教育下，父母对我的要求。读书时，我的英语成绩很好，父母总用英语成绩好来表扬我，但这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事。

不能再一直想他会不会去检测，不能再想艾滋病毒……我决定跳国标舞。

小学六年级前，当裁缝的爸爸妈妈还给我做国标舞需要穿的训练服。家里不宽裕，去学国标舞要花一笔钱，如果再买衣服，花费更多。做裁缝的父母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店，本来赚得就不多，还要供养我。幸好男生跳国标舞的衣服很简单，白衬衫黑裤子。但我一直在长个子，每半年爸爸妈妈就要替我做一套新的。

到了初中，我不学国标了。停止去跳舞那天，我刚上初一。从没接过我放学的父亲忽然到学校门口。我跟他说，“我先不回家，还要去上国标的课。”父亲用力拽着我的胳膊，嘴里念叨着“回家有事”。那么多人看着，我的倔劲儿上来了，甩开他的手喊着，“我不回家，我要去上课。”父亲扬起胳膊，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，把我打得倒在了地上。

我连着两天没去上学。身体没受伤，心受伤了，不知道怎么面对目睹校门口那一幕的老师和同学。到了第三天，母亲把我推出门。我硬着头皮走进了校园。我再也没有跳过国标舞，父亲的那句，让我如鲠在喉，“你毕竟是一个男的，跳女人的舞干嘛！”

距离上次跳国标舞过去十一年了，重新开始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。自从我拼了命去接纳身体里弥漫的艾滋病毒，面对我唯一喜欢的事情，我尽力守护这一块小小的玫瑰园。

成年人跳国标的并不多，每个班不超过十人。走进教室，一开始很拘谨的，但很快就找回曾经的节奏和韵律。一周去教室跳三次。我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在跳。跳得大汗淋漓，吃了药，爬上床，沉沉睡去。国标舞，是我的那根救命稻草。

舞鞋

2017年回家过春节。正月初一一大早，我找到他。我问，“你检测了吗？”他说，“不用你管。”看他的样子，我知道他一定没检测。我太了解他了。他完全依赖着别人的肯定，无法面对不堪的自己，宁愿当鸵鸟。如果确诊自己感染了HIV病毒，他如何打碎自己再重建起来？

我劝他“尽快去检测，尽早治疗。”他说，“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你凭什么对我说这些？”我说，“毕竟我曾经是你的男朋友。”他冷笑了起来，“你怎么会是我的男朋友，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找男朋友的。”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如果时光倒转，回到五年前的正月初一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还会爱上这个男人吗？我忽然想冷笑。

我转过身准备离开。没想他忽然叫住我，“你就想这么走吗？如果我真的感染了，会不会是你传染给我的！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那么有钱，开了一个公司，有孩子、有母亲，他怎么是一个无赖！

我走了，头也没回。

曾以为是人生最灿烂的岁月，到最后成了最不堪的日子。

感染后，第一个愿意跟我在一起的人，我们一起去了马来西亚旅游。我不敢让他看到我吃药，要么躲进洗手间，要么趁他洗澡。我甚至不敢跟他有性行为。

闺蜜说，“如果真的喜欢他，就跟他坦白自己感染的事。”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我最恐惧的事情，是在喜欢我的人的面前，坦白感染了艾滋病的“丑陋”。我不敢和我的父母说，我也不敢跟追求我的人说。但我可以跟“他”说，难道因为我们一样的不堪？

我每天早睡早起，按时服药，一个人逛街，回家做饭。但感染病毒最可怕的副作用，是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开心了。

喜欢我并跟我一起去马来西亚旅游的人，最后没有成为我男朋友，因为他家里人要他结婚。我下定决心不结婚。以前我还犹豫，要不要为了父母结婚。感染后，我坚决不肯结婚了。父母一直问我为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。他们将信将疑，或许认为我还年轻，一切都有转机，所以也没再逼问。

自从感染了病毒，一切都在倒计时，我每天都能听见嘀嗒嘀嗒的声音。我向很多人借钱，包括我的父母。我计划要在三十岁前为自己买一个窝，但在哪个城市，我并不能确定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Z城。以前，看到那么大一笔外债，自己先吓死了。现在，我接受了。人生里有太多无法言说和计划的事。

我努力赚钱、攒钱，每个月只能去自己喜欢的外贸服装店里逛一逛。整个2018年，我只买了一件衬衫。但我还坚持花钱学习国标舞。只有两个月，因为确实没钱了，交不了学费，才暂停了练舞。Z城有很多老建筑、有很多条老街。没什么钱去娱乐的我，周末时在这个城市里散步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喜欢Z城，但现在决定死在这里。

我试着接触过一个HIV病毒感染者。他因为感染了HIV病毒，仿佛全世界都欠他的。他会跟卖冰淇淋的小妹妹大喊大叫，跟打扫卫生的路边阿姨大喊大叫，甚至对公共汽车司机、餐厅的服务员都会不满地指责和喊叫。我接受不了这样的大喊大叫，我知道有一天他也会对我大喊大叫。

我认识的另一个男生，跟他讨论起感染艾滋病这件事。他说，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有因就有果。因为选择了高危性行为，所以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。并没有谁在惩罚谁，而是做出某一个决定的时候就选择某一种结果。后来这个男生成为了我的男朋友。

我和他讲起让我感染上病毒的快五十岁的大叔，男友说，“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地去拯救他，你可以提醒他，特别是要提醒他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。你做得已经足够了。”那天，我在男友面前哭得像个孩子。

2019年春节，我最后一次见了他。他看起来依旧是很健康、品味很好的样子。这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很多人感染了HIV病毒后，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，都没有察觉自己已经感染了。我最后一次和他提起检测，他再一次骂我多管闲事。

春节假期结束时，我收拾好行李，去坐高铁。过安检时，手机响了，是他的女儿联系了我。她约我在高铁站门口见面。见到我时，她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，“都是你让我爸得了不能见人的病。”我愣了一下。脸很疼，路过的很多人在打量我们两个人。接下来的一瞬间，我忽然发自内心的轻松。然后她哭了，特别无助地蹲到地上，把脸埋在膝盖里。

他去检测了。我终于可以彻底放下，没有爱也没有恨。

2019年春天，Z城很热。早上醒来，我走进洗手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似乎少了点什么，又似乎多了点什么。

像每天那样，我一边用蒸蛋器蒸两个鸡蛋，一边翻出眉笔。洗漱之后，我是一定要给自己画一下眉毛的。

男友发来信息，问我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时，我已经穿着自己喜欢的那件格子衬衫，跳上地铁。一个小时之后我抵达公司。

开始工作前，给男友回信息，“下班后来接我。”

我望了望写字楼21层外的天空。我终于逃离了“杀人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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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文中人物为化名。

Oscar | 作者

航空工程师，非虚构写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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